专访郑寅达:我们如何反思第三帝国?

《第三帝国史》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郑寅达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陈旸积三十年之功,在综合多部西方学者同类著作的基础上写就,代表了目前中国学界在第三帝国研究领域的水准。
 作者有意突破了“兴亡史”的旧框架,没有止步于论述第三帝国兴起、扩张、覆灭的过程,而是关注其改造和运行的内在逻辑,深入剖解第三帝国政治、经济、文教、种族、社会、军事等各方面体制特点及成因。全书既呈现了历史大势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也从体制层面探寻了第三帝国历史走向的必然性。 《第三帝国史》,作者: 郑寅达 / 陈旸,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早在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承担了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郑寅达负责承担德国部分的研究工作。以后,郑寅达又参加了两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的关于法西斯问题研究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 郑寅达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感觉到1979年引进出版的纳粹德国史研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局限性。该书对纳粹德国的毁约扩军、对外扩张的叙述比较深入,但是相比之下,对纳粹德国的内部改造,尤其涉及体制机制性的改造,却比较薄弱。该书的副标题尽管叫《纳粹德国史》,但是其主标题是“第三帝国的兴亡史”。作为兴亡史,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德国的强盛、扩张和覆灭,自然是全书的中心内容。更何况,该书的成书年代比较早,作者辛勤写作的时候,正是史学界“正统学派”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当然,虽然从今天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有所不足,但郑寅达教授指出,该书作为第三帝国史的开山之作,其贡献是绝对不能抹杀的。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
 有鉴于此,《第三帝国史》特别注重第三帝国改造和运行的内在逻辑。纳粹分子如何看待魏玛民主体制,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纳粹头目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的总体主张是什么,在各个领域内的具体主张又是什么?这些主张是否得到推行,怎样被推行?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郑寅达教授和郑旸博士一直关注着来自德国甚至奥地利等德语国家的研究动态。作者对学界前沿及其成果一直有持续性的关注,在创作时也有充分借鉴和参考。 《第三帝国史》努力呈现第三帝国的全息图像,揭示纳粹体制的荒谬真相。作者拒绝历史解释的“好莱坞化”,注重彰显第三帝国兴起、发展、疯狂、灭亡的内在历史逻辑。在此宗旨之下,凝聚起两代人三十年的接续思索。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一书中的说法, “战争赔偿成了德国穷困的唯一原因。陷于困境的商人、工资菲薄的学校教师、失业的工人,全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战争赔偿。一个挨饿儿童的哭叫就是对赔偿的大声抗争。老人们蹒跚进了坟墓也是由于赔偿……这场反对‘奴隶条约’的运动几乎用不着极端主义煽动家来煽风点火”。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主导国际事务的大国必须仰望天空,胸怀全球,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一己私利上,否则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作者A·J·泰勒为英国修正主义史学代表人物,本书自1961年出版后引起广泛争论,作者主张二战并非起源于希特勒有计划的侵略,而是欧洲均势的破坏和各国对一战后国际局势的误判。二战的起源则因为希特勒的外交讹诈擦枪走火。泰勒本人因为此书观点在当时太过犀利而遭到大学解聘,但该书所提出的观点至今影响深远。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另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是英国著名史家E·H·卡尔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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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的选择在法西斯运动内部属于“另类”,尽管他在魏玛共和国内取得了成功。据《墨索里尼其人》(1985年引进中译本)一书记载,墨索里尼对纳粹的夺权之路很不以为然,声称“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革命在可靠性上存在缺陷,因为他是通过议会,而不是像现在所传说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那样通过暴力赢得政权的”。在德国,随着希特勒加紧同旧势力交往,党内的下层民众和冲锋队员也颇为不满,抱怨“阿道夫腐败了,他只同反动分子打交道”、“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如此下去,纳粹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是否还能够维持”。   的基础之上。“组织”标志着个人的“顺从”和“自我限制”。该思想还认为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是“任意”和“无节制的”,无非是“厌倦、恶心和内心的自我瓦解”,而“德国式自由”强调“秩序”,“当节制和意愿在一个伟大的思想下统一的时候”,生命将在“这真正的自由中”绽放。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有秩序的自由对抗任意的自由。” 第二,当时不少德国民众认为魏玛民主制度太过西方化,而且,该制度又同德国投降、“凡尔赛枷锁”、战争赔偿等德方屈辱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繁荣年代,这种感觉逐渐淡化了,但经济大危机一来,原有的想法又复活了。 第三,希特勒执政不久,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失业人数迅速下降,工人们又能够提着饭盒去工厂上班了。在面包和民主之间,不少人选择了面包。甚至少数人认为这是恢复德意志传统的正面效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忽视纳粹“饱和宣传”的作用。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威廉·夏伊勒,美国记者,亲历纳粹兴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过程,本书是他战后广泛搜集纳粹德国各方史料撰写的一部纳粹兴亡全史,全书引用广博,不仅包括官方史料、私人记述,也包括作者的亲身经历。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纳粹德国史的经典名著。该书是在1974年以特供内部阅读的“黄皮书”的形式翻译引进,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主持翻译,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第一个面向公众阅读的公开版本。译者董乐山、李耐西、陈廷祐等人的姓名也终于刊印在版权页上。此书至今再版不绝,最新版本由译林出版社于2020年5月再版。
 。当时希特勒在战场上中了英军施放的毒气,正住在医院里,完全接受了军方的说法。他由此提升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者的态度,从排斥上升为痛恨,并决定改而从政,在追求自身理想的同时残酷打击革命者。 在从政的过程中,又增添了支持市场经济和竞争性社会的因素。 西方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新著层出不穷,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初版,2016年8月第四版),以及第三帝国史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推出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和《战时的第三帝国》,这套巨著于今年由理想国|九州出版社引进推出。
 宣传与控制:纳粹主义的统制术 广播剧所引发的动乱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该公司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通过电波播出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声音,声音惟妙惟肖,极其真实。当时有超过600万人听到了广播,数百万人开着车狂奔到郊外,政府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教堂里面充斥着向上帝忏悔的声音,有人甚至想通过自杀来防止被火星人奴役。广播公司赶紧采取弥补措施,曾四次插播提示,告诉听众:这只是虚构的故事。但还是未能有效地阻止恐惧情绪的蔓延。 《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劳伦斯·里斯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此书从“克里斯马”(即魅力领袖)的角度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和宣传术如何吸引追随者,让其在权力斗争中胜出。
 的主流思想。但是在近代早期,英法等国实现“超车”了。此后,德国学界一直在坚持德意志特色和赶上世界潮流两者之间徘徊。随着近代后期德国重新崛起,前一种选择占了上风。20世纪上半叶德国学界就处于这种状态。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弗兰克·巴约尔,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版。
 ,其他国家容易以“小人之心”看待它们的建议。法国自1936年听任德国进军莱茵区后,就丧失了推行独立外交的资本,只能跟随英国。而英国,张伯伦之前的政府,随波逐流,“脚踩西瓜皮”,听任德国毁约扩军。张伯伦则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全盘解决”计划,然而解决之道竟然是容许希特勒扩大疆域,建立“大德意志国”,并在计划推行过程中上演了轰动世界的“慕尼黑阴谋”。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从力推“集体安全”转为孤立自保,在1939年的多种外交谈判中左右掂量,以维护乃至扩大自身利益作为最佳选择。多种谈判博弈的结果,苏联选择了签订颇有争议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不要低估了希特勒在外交领域的才能。他在国内政治中先后骗取了民众、资本集团、军方、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国际舞台上也曾经风光一时。阅人无数的外国政要,包括罗斯福总统、张伯伦首相等,都曾经认为希特勒尽管有很多缺点,但还是一个君子,幻想他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最后发现自己受骗,往往为时已晚。 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中反驳了学术界长期流传的一种谬说,即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他的上台符合“民意”。埃文斯指出,纳粹的上台并不符合民意,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共获得了1310万张选票,比纳粹党的1170万张选票要多,工人阶级各政党在国会获得221个席位,其中共产党100席,社会民主党121席,总和超过希特勒的席位。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阻止纳粹上台的共同行动中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失败。同时,纳粹对异己政治派别实行绑架、关押、毒打、虐杀等公开暴力胁迫,在投票时恫吓民众必须投纳粹一票,甚至伪造支持选票。在1932年纳粹上台后,迅速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胁迫控制机构,强迫民众顺从纳粹统治。因此,纳粹对国家权力的夺取,并不建立在民众拥护的合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暴力胁迫和镇压的非法基础之上。
 更成为学术界经久不息讨论的话题。国内出版的关于这场审判及“平庸之恶”讨论的译著共有三种,分别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阿伦特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收录了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的结语、后记,阿伦特与肖莱姆关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的往来书信,以及学术界对其进行讨论的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汉娜·阿伦特著,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此书即引起巨大争议的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原著;《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贝蒂娜·施汤内特,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4月版),本书作者施汤贝特通过对巨细靡遗的档案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发掘出一个有意识的作为屠犹刽子手的艾希曼形象,展现了纳粹猎人在全球追捕纳粹逃犯的复杂过程以及国际上对纳粹主义的默许和纵容。但与许多望文生义的读者想象不同,本书并未从根本上反驳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观点,相反,还加深了人们对阿伦特观点的认识,并提供了更加复杂深刻的思考面向。
 一书,较早就发出了学者的声音。他把罪责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种,层层追问,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责任,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尽管如此,每一个个体,由于其在整体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更主要的,由于每人的道德底线不同,因此在“集体犯罪”中的具体表现也会不同,由此所导致的犯罪类型和程度也有所不同。艾希曼在纳粹德国反犹的重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经常是主动作恶,确实是血债累累,死有余辜。他曾经允许甚至推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不是在“反潮流”帮助犹太人,而是当时纳粹当局的整体计划正好处于那个阶段。
阿伦特的情况更为复杂。她的某些想法,从深层次来说同雅斯贝斯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同一块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然而她的学术经历,又容易引起人们产生新的想法。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者曾经是纳粹时期附逆学者的带头人。 一书中提醒读者,希特勒在执政后一直追求着两大目标,一是通过世界大战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二是通过屠犹解决全世界的犹太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这样的现象:二战中后期,德国的战场形势日益吃紧,而纳粹当局排犹屠犹的行动也加快了步伐。实际上,后一行动削弱了德国作战能力。 其次是制造敌人,以加强德意志民族的内聚力。 还不能忽视经济动因。德国犹太人的财富积累远远超出国民的平均水平,反犹是盘剥犹太人的最好遮羞布。 《宣言》中承认已经失败的法西斯运动具有某些“欠缺”,并声称未来将恢复普选制和言论自由,决心惩治腐败等,给后人提供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目前有些新法西斯组织声称,新法西斯不仅仅是新时代的法西斯,也是新面貌新内涵的法西斯。如一些新法西斯组织就声称拥护多元政治。然而,遭遇过法西斯荼毒的人们,不会容许它卷土重来。 作者丨张弘编辑丨李夏恩 走走 董牧孜 校对丨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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